2024年8月7日，《解放日报》头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栏目，刊发《不为追求“绝对安全”而压缩“容错空间”——访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何万篷》一文。现转载如下：

　　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巨大考验，如何理解改革之于经济的迫切意义？

　　何万篷：三中全会提出的措施都是奔着卡点堵点问题、痛点难点问题、焦点热点问题去的。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也艰巨而复杂。因此必须让改革成为“矢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能搞“脉冲式”，不能停下来歇歇脚，不能在发展遭遇瓶颈时才求诸改革。应该打破改革和发展的“跷跷板关系”，一笔一画，一以贯之，有章有法，系统集成，把长远增后劲和短期稳增长结合起来，避免简单的应急、应激、应景之举。

　　《决定》中，“体制”“机制”“制度”“体系”都是高频词，可见三中全会的主线非常清晰，就是制度建设。同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更高起点、更深层次、更宽视野、更大范围来推进。

　　记者：三中全会提出的“七个聚焦”，第一条就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理解这个“高水平”？

　　何万篷：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和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里的“高水平”，既要和我们自己的过去比，也要和其他的大国经济体比，还要和人民群众、经营主体的当下需求比，是否做到了和谐对接、高效响应。

　　在我看来，“高水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效率，二是更加具备韧性，三是更依靠创新驱动。从内容结构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少涵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

　　另外，还要看我们的制度是主动的、敏捷的前瞻式构建，还是被动的、滞后的补课式构建；是系统性地构建，还是零打碎敲地构建；是动态权变地构建，还是机械教条地构建……这些都是我们检验“高水平”的重要维度。

　　记者：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此又有强调。如何理解？

　　何万篷：在经济实践中，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放眼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在调优自己的治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以“治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现代化”，保障“生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现代化”。

　　这次全会《决定》重申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无论从中央层面集中力量整体推进，还是从地方基层率先破局成势，都是直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实现要素的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锚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激发每个经济“细胞”的活力，千方百计把经营主体保护好，这需要“双松绑”——给基层松绑，给企业松绑。

　　记者：针对一些领域的市场失灵，现在有一种声音，觉得要“拥抱国资，远离民资；拥抱头部企业，远离中小企业”。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何万篷：这显然是对政策的误读。有些人习惯于关注大的、奖补大的，管小的、防范小的，还倾向于支持公有经济，警惕非公有经济——这些都是偏见。实际上，非公有经济会出现无序的情况，公有经济也会出现越界、过线、犯规的情况。另一方面，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更多“关照”体量大的，把优质资源要素追加给所谓的“头部企业”，而忽视小公司、新公司。

　　《决定》中再次明确，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样的表态让民营企业吃下了“定心丸”。全会还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这实际上是为国资国企明确了发展重点、“划定了边界”，引导它们聚焦主业、回归核心，客观上也是为民营经济释放更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为民企营造良好环境的呼声这些年一直很高。这次《决定》还提出要发展“耐心资本”，如何引导更多的企业培育“耐心资本”？

　　何万篷：要以耐心政策来呵护耐心资本。如果政府没有耐心，资本何来耐心？最好的耐心政策，就是为各类企业开放更多场景、提供更多机会，营造容新球速娱乐、容小、容慢、容缺、容败的氛围，给企业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环境。这就是最好的保护。

　　最有生命力的系统，应该是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混序”社会——元素众多、规模巨大、结构良好、内核稳定、关系复杂、充分开放，达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如果管得过多，实际上成本过高，反而会管不好，也没有活力。

　　还要注意到，有些隔断是虚掩的，有些天花板是想象出来的，甚至还有些政策像感应门，只要人走过去就会自动打开。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保证各方依法平等使用要素、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方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包括在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等方面，要敢于、善于促进“国引民进”“国民共进”。

　　记者：全会上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今天，怎么把握好二者的平衡，怎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何万篷：最近我们调研了很多企业，有企业就抱怨上级主管部门不懂专业、不懂行业，因为怕看不准，就干脆“一刀切”让你不要做。太轻易地“说不”，太轻易地否定，新东西怎么出得来？现在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自不该管的管过头，该管的又没管到、不敢管。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首先要明确，服务是最好的监管，而监管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放活”。“放得活”是第一性的，“有了油门，刹车才有意义”，不放或者放得不活，服务和监管就失去了价值。衡量是否“管得住”，实效怎么样，就要看是否“放得活”。

　　现实中，有些放得不活的原因，在于放得不充分，市场的自组织、自适应、自我纠错、自我出清功能没有得到全面发挥；还有些原因，是不得法、不健康地管，耽误了、干预了、扭曲了放。职能部门的服务和监管能力也需要跟上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改革僵化的考核追责机制，避免因追求“绝对安全”而压缩了“容错空间”。

　　市场“长”得很快，但不良的商业模式和滞后的服务、监管模式，都会掣肘市场的效率和效益。我们要“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一件大衣服”，现在的重点，是给经营主体信息、信心和信任，强力填补政府服务市场的空白点和冲突点。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反映球速娱乐，是企业发现不同政府部门的政策、手势常常在“打架”，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何杜绝此类现象？

　　何万篷：有企业和我们说，好不容易这个部门把企业信心提振起来了，另外一个部门又来戳一下轮胎，都不知道该听谁的。都是政府单位，怎么传递出来的声音不一致呢？如果政策不可预期，是会让企业很头疼的。不能出现有的部门加油门、有的部门踩刹车、有的部门乱打方向盘、有的部门不给路标的情况，不能“九龙治水，各管一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次全会特别强调了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政府来说，当前应该加快构建整体政府——不管是哪个部门，代表的都是同一个政府，制度设计、监管服务，信号应该是一致的、清晰的。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非经济性政策，促进型措施还是监管型措施，在宏观政策取向上都要保持一致，才能形成强大合力。

　　再具体一些，职能部门要走进产业发展的价值链，走近企业管理的工作流，更多从管理者转为服务者，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同时还要规范涉企检查，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的监管。职能部门对市场规律要有敬畏，不能觉得“我比市场更聪明”。有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整体政府的基础也就有了，政府就能和企业一起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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